加西亚兄弟谈戈洛夫金vs阿瓦雷兹
肯定者认为，裁量基准作为一项控权工具，如果要全面发挥其制度功效，就应该全部对外公开。
疫苗事业是卫生健康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末，英国科学家爱德华·琴纳发明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
二、鼓励创新，加强研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疫苗事业发展迅速，有40多家疫苗生产企业，可以生产60多种疫苗，预防30多种疾病，已是疫苗生产大国。对生产、销售假劣疫苗、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规定了警告、巨额罚款（例如，生产、销售假疫苗的，处违法生产、销售疫苗货值金额15倍以上50倍以下的罚款。二是严格生产全过程管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法律只能作原则规定，补偿范围、标准、程序由国务院规定，省（区、市）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实践中，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调查、诊断、鉴定后，有的能够明确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有的能够排除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有的既不能明确，也不能排除。
经深入研究，法律规定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也可以将疫苗配送至疾控机构指定的接种单位。由于疫苗本身特性和受种者个体差异，任何疫苗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有人称之为魔鬼抽签。法典化是对法的稳定性的追求，若相关部门法实现了法典化而监察法没有同步法典化，就会增加后续监察法法典化的难度与被动性，相关部门法典也会出现为了平衡腐败治理的特殊性与整体法秩序的统一而被迫修改的情形，导致立法资源浪费。
二是允许适量的单行法存在，从而发挥单行法细化、补充法典的作用，如环境法领域所提倡的适度法典化的核心要义便是建构法典+单行法的双法源格局。第三，建构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机制是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否则公权力存在滥用的风险，进而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监察法领域的法律规范体量与民法、教育法、环境法等部门法相较而言有所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不具备支撑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为其他领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因此，如何转变当前监察立法的职能化思路，重视审判权对监察权的有效制约，防止监察中心主义（调查中心主义）的出现，是监察法典需要直面的问题。监察法典的编纂可按照总则—分则模式确立基本框架，并注重监察法典的体系性，适度开放性，以及人权保障底色。
根据司法最终原则的法理以及《监察法》第33条的规范目的，监察法典也应当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规律进行建构。留置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因此留置场所的设置及其监管应当有明确的规定，否则不明确的监察法规范就会为监察机关恣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自由）提供规范依据。一方面，要确保监察法典与相关部门法以及党内法规协调，注重不同规范对监察法典可能产生的投射与约束效应，这亦是对当下法法衔接、纪法贯通要求的立法回应。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司法实践中就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完备性的内部规范，将绝大部分与本部门办理刑事案件相关的程序性事项纳入其中的情况。
对于监察法而言，其以权力监督为独立的价值追求，具备法典化的价值基础。随着监察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分散化、粗放化的监察立法之不足逐渐显现。如前所述，当监察法规范之中的矛盾与漏洞逐渐增加，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法律适用困境，需要通过不断地补充或修改相关单行法、监察法规，甚至是规范性文件予以协调。2.体系化程度不足 由于监察立法的粗放化，当监察实践中出现因规范密度不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难题时，就不得不寻求单行法、监察法规，甚至是规范性文件对基本法的细化、补充或解释，这便形成了分散立法的格局。
在地方层面，规范性文件更是层出不穷，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出台后，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陆续制定相关工作办法。由此，地方实践亦先行出台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的规范性文件。
可以预判，即便《监察法实施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监察法》规范密度不足的问题，但法外规范膨胀的现象仍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抑制，因为《监察法实施条例》亦大量出现根据需要、及时、必要时、特殊情况、按规定等不确定性概念。最后，可以期待通过监察法典实现监察法规范的体系化，从而避免监察活动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形，保证监察权运作秩序的和谐统一。
第二，监察法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分则部分则可以采取吸收、借鉴、填补、拆分等方式进行编纂。总则部分主要是将各分则中具有共性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进行提炼，形成具有普适性与引领性的总则规范，再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一）监察法典的价值自足性 当下倡导法典化的部门法均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如《民法典》以自由平等为价值追求，环境法典则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借鉴我国法典编纂的成就与经验，反思监察立法现状，对监察法法典化的前景进行审视。最后，监察法法典化能够确保不同部门法法典化进程的同频共振。
实际上，规范密度不足导致的法外规范膨胀现象在法治实践中已司空见惯。由此，地方实践中先行出台了关于监察建议的规范性文件。
法规范在形式上的逻辑自洽与互不冲突是法治所追求的形式理性价值。因为，法典化以完备性为追求，要求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则尽可能全面涵盖。
那么，如何定义技术调查措施？有哪些种类？如何理解立法中的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有关机关等不确定性概念，立法上的模糊性导致监察机关在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时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有较大的裁量空间。有学者指出：当前反腐败行动在发现实质真实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取向方面，更侧重于发现实质真实。
监察法典的编纂步骤可以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制定总则，第二步是制定分则并同时与总则合并，形成《监察法典》。既有研究指出，行政法领域难以推进法典化的理由之一在于行政体制存在条块分割的格局。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分散于《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基本要求与案件材料移送清单》（以下简称《移送清单》）之中。《监察法》上所规定的通缉对象包括了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两类，而《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通缉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并且需要满足应当逮捕与在逃两项条件。
监察法法典化的倒逼效应正是进一步推进监察活动法治化的契机。如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先后发布两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它们直指纪检监察实践中腐败行为的定性量纪、纪法条规适用等问题，在助力监察法规范精细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类型被同时规定在《监察法》第33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条以及《移送清单》之中。为了节约立法资源以及实现法典与现行监察法秩序的有效衔接，总则部分可以借鉴当前《监察法》的基本框架，并补充被调查人的权利与义务、监察行为的效力要件、被调查人的救济、法法衔接等方面的内容。
自《监察法》颁布以来，中央层面就已经出台《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监督管理工作规则》等多部规范性文件。对于留置范围宽泛的问题，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就是要贯彻程序分离理念，区分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留置程序。
监察法典的修正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修正案的方式对监察法典进行审慎的局部修改，如刑法典的修正便是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从而维护了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在监察体制改革前，权力监督的任务分别隶属于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第三，监察法规范与整体法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修正条件方面，应当确保修正行为不会引发监察法典的体系变动。
而《移送清单》与《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没有保持一致，《移送清单》上增加了调取、查封、扣押清单这一并非独立的证据类型。三是内在一致性，即要求监察法典中各项基本原则之间保持动态协调。
监察法法典化在实现监察法规范的体系化、完备化，促进法秩序统一，节约立法资源，进一步推进监察活动法治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分散化的监察立法模式会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如当前监察立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就存在不协调之处。
例如，《监察法》第36条建构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监察工作机制，但内容较为原则。三、监察法法典化的核心要求与基本框架 前文已论述了监察法法典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证明了监察法应当实现法典化这一命题。
